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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指出，比较每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及所拥有的武器数量是评估各方军事实力的一种方法，而韩国的盟友美国为其提供了先进的装备和武器，因此仅通过人数和武器数量这两点来对比军事实力，难以说明其中存在的质量差异。波恩国际军工转产中心（BICC）专家马丁·贝尔斯（Martin Bales）接受采访时就指出，朝鲜军队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T-62坦克，无法与韩国2013年的K2“黑豹”主战坦克相比。

大摩重申汇控、恒生银行及中银香港均为“增持”评级，但调降汇控目标价由82元至79元，此相当预测2020年有形市账率1.3倍；该行将恒生银行目标价由242元降至220元，此相当预测2020年市盈率15倍；将中银香港目标价由39元降至37元，此相当预测2020年市盈率11倍。

这可谓是从信贷到民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假如不能解决终端的内在动力问题，即便政策支持解决金融机构放贷问题，但是由于具体办理的信贷人员担心“秋后算账”等顾虑，恐怕政策红利依然难以抵达民企手中。这种担忧并非多余。此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产生，并非完全是宏观政策不支持。实际上，监管部门一直大力倡导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放贷。之所以出现民企融资困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给民企发放信贷风险大且责任说不清楚，而给国企则可以大胆放贷，出现不良贷款也不用担忧利益输送等问题。

国盛证券分析指出，2019年下半年以来，北上流入相较以往有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对各类风格的配置分化度有所收敛；其次，在近期的外资流入过程中，消费和科技成长呈并驾齐驱态势，以30日流入均值来看，科技类公司甚至在年中以来的部分阶段超过了消费。而历史上，在北上整体流入过程中，成长增配超过消费公司只在2018年初发生过一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消费类公司估值持续抬升后，对外资的相对吸引力有所下降；同时MSCI后续中盘股纳入也是推动北上流入边际变化的原因之一。

据城市进化论，2017年，有12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其中超过20万的有6个，这当中没有武汉；2018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的城市有16个，超过20万的增加到9个，武汉仍旧不在此列。武汉为何没能吸引到更多的人？作为强省会城市，武汉的经济首位度达到37.72%。而在人口首位度方面（即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反映省会城市对省域人口的吸引力），2018年湖北常住人口规模高达5917万人，武汉常住人口1108.1万人，占比仅为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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